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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文元成了“戈培尔第二”(5)
日期:2019-10-03 来源:本站原创 浏览次数:

  鲁瑛在主持改编的过程中,秉承“”的黑旨意,蓄意扩大事件的严重性,把这次事件说成是“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的;把文中的“这伙人”一律改为“暴徒”;把“一小伙闹事的人”改为“一小撮反革命分子”。……

  鲁瑛在张春桥、姚文元的授意下,在这篇报道中写了下面一些话:“他们为歌功颂德,推出当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头子纳吉。他们胡说什么:‘由主持中央工作,斗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全国人民大快人心。’还恶毒地攻击诬蔑说:‘最近所谓的反右倾斗争,是一小撮野心家的翻案活动。’反革命气焰嚣张至极。”姚文元在改编过程中,还亲笔加了:“吹捧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这些是暴徒公然反对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这是一场反革命暴乱,”……

  4月5日凌晨五时,王洪文蹿到天安门广场工人民兵临时指挥部的小楼上,对张世忠、马小六说,天安门广场事件是反革命性质,要他们坚决顶住,并大谈工人民兵的主要任务是对内反复辟,同国内走资派做斗争。鲁瑛把这当做报纸宣传的新精神。王洪文还曾专门打电话给鲁瑛,让他提高警惕,注意有人要冲人民日报社,并要鲁瑛自己也要注意安全。

  “”在人民大会堂里偷看天安门广场情况时,用望远镜看不清纪念碑前人群中的情况,姚文元马上打电话叫鲁瑛派记者到纪念碑前看情况,然后回来报告。

  4月7日,王洪文、张春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鲁瑛和几个记者,赞扬他们反映了重要情况,还同鲁瑛等人碰杯,饮酒祝贺。……

  1980年5月12日,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吴德,曾这样回忆“四·五”情况:

  4月4日晚,政治局在人大会堂开会。我汇报了天安门广场的情况,说:没有发生大问题。我要求把花圈多放几天,作好群众的工作,再送八宝山烧掉。大家也都同意这样做。这时,人民日报的鲁瑛给姚文元送来一份报告,讲在纪念碑西角有人演讲骂。姚文元读了这个报告,“”就闹了起来,质问我知道不知道。还骂我是“老右倾”,“中的毒太深了”,并通知我马上去抓这个人(演讲者),她又蛮横地说:现在清明节已过了(夜里十二点)要把花圈全部搬走。我提出是否再放两天,不然群众不答应。说不行,闹得气氛很紧张。这时主持会议的又改变了大家原先的意见,同意了“”的意见,拍了板,让我马上执行。(当夜抓了三百八十八人)所以,5日群众就火了,提出“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烧了汽车、小楼。

  4月5日,召开政治局会议。毛远新口头传达毛主席的指示: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砸,性质变了,变为反革命的性质。于是,政治局决定:

  1.调动民兵解决问题,民兵可拿起木棍,由×××同志指挥。(原定要调十万,实际调了三万多)并指定晚八时动手。

  2.先用广播的办法,动员群众离开广场,开始拟以广播电台的名义广播。后来政治局又批评了持不同意见的群众,要我广播讲话。

  会未散,我和×××就赶回市里布置。吴忠同志(卫戍区司令)对我说:不要急着出动民兵和部队,要等广场上的群众走得差不多了才能下命令,不然会出大问题,我们应该采取向后拖的办法。我同意了,并让他去掌握。

  晚六点半,发表广播讲话后,群众陆续散去。但我的许多话是错误的,如提出“坚决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今天,在天安门广场有人进行反革命破坏”等。我们一直等到十点多钟,广场人少了,才出动民兵。在此之前,部队已包围了纪念碑。4月8日,政治局传达毛主席的指示,仍是毛远新传达的,主要是布置抓人,追查。

  的时候,和政治局的同志都在人民大会堂,爱淘宝与淘宝有什么区别,观察情况,不时用电话催促布置和出动民兵,进行指挥。我执行了和政治局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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